全羅南道新安郡者羅島安裝了一座24兆瓦的太陽能發電站。圖/新安郡廳。

俄烏戰爭導致化石能源供需受阻和原油價格高漲,更加突顯國家能源安全的隱憂,使各國不得不重新審視能源政策。在地緣政治情勢持續升溫下,碳中和目標與能源安全的權衡,成為各國政府頭痛課題。韓國與台灣同樣高度仰賴進口能源,這場突如其來的戰事對韓國能源政策布局有什麼樣的影響?

俄烏戰爭牽動韓國 重新審視能源布局

韓國自產能源相當匱乏,有92.9%的能源依賴進口,能源安全不可避免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以原油為例,韓國自俄羅斯進口的原油比例占總量的5.6%,天然氣則占6.2%。儘管比例不高,一旦中斷進口,其他產油國也難以突然增產供應,短期內可能無法填補供應缺口。

韓國原子能研究院朴元錫院長表示:「如果國外情勢變得不穩定,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可能會抬高國內的電價,甚至導致國內產業和經濟萎縮。」由此可見,能源安全顯然是當前韓國政府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此外,韓國在實踐碳中和目標也面臨諸多難題,像是擴大再生能源發電容量時,遇到「收益惡化」、「居民矛盾與補償」、「開發許可延遲發放」等諸多問題,導致再生能源政策進展緩慢。

作為核電後起之秀的韓國,自前總統文在寅實行逐步淘汰核電後,核工業海外出口契約金額自2016年到2020年減少了30%,國內核工業的總銷售額在短短4年減少約19%,核電產業從業人員數也減少5.25%,多數的核技術人才外流到中國、英國、沙烏地阿拉伯等地。因此,振興核電產業也成為新政府當前重要的施政課題。

俄烏戰爭引發能源供應擔憂,國內的再生能源發展屢屢卡關、核電市場與核技術人才市場萎縮,加上韓國電力公司年年營運虧損的壓力,尹錫悅政府不得不採取能源分散風險策略,提高國家能源自給率,以實現碳中和目標。

尹錫悅的能源政策「三支箭」兼顧碳中和目標與能源安全

尹錫悅政府一再強調再生能源與核電並行的重要性,一邊著力發展新能源和再生能源來實現碳中和,一邊積極運用核電來確保國家能源安全。韓國新政府的能源政策概括為三支箭:「恢復核工業生態系統」、「建立能源安全及創造新能源產業和市場」、「實施電力市場自由化」。

第一支箭:恢復核工業生態系統

尹錫悅總統早在競選時就反對文在寅政府減核政策,主張以核能作為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過渡性能源,因此,新政府上任後便恢復建設新韓蔚核電廠3、4號機組,並加速推動先進核能技術,積極運用核電作為確保能源安全和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手段。

現在韓國境內啓動的核電站中,有10座營運許可期限將在2030年之前退役。爲了實現2030年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新政府在確保核電站安全和經濟性的前提下,透過將核電廠延役的申請期限從運轉年限結束前的2至5年更改為運轉年限結束前的5至10年,從而最大限度地縮短停機時間,以提高核電的比例。

若這10座核電站都繼續維持營運,每年可以為韓國減少燃煤產生的溫室氣體約5,000萬噸及燃氣產生的溫室氣體約3,000萬噸,將為實現2030年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做出重大的貢獻。

第二支箭:建立能源安全及創造新能源產業和市場

尹錫悅政府雖然核能政策與前任政府有所不同,但再生能源政策和碳中和目標是一致的。為實現碳中和目標同時兼顧能源安全,新政府調整了再生能源和核電的發電比例,持續推動氫能等新能源產業發展,建構合理的碳中和能源政策,同時創造產業發展的新契機。

值得關注的是,韓國早在文在寅政府時期,就開始強化地方政府在能源轉型中的角色,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具地方特色的能源基本計畫,並引入再生能源利益共享制。

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的光電開發計畫,就是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再生能源利益共享的代表案例。新安郡於2018年制定《新能源和再生能源開發利益共享條例》,要求韓國東南電力公司應建立與居民共享發電收益計畫,居民和新安郡廳至少入股30%或總開發成本的4%,並將參與居民範圍擴大到5公里內,按距離電廠遠近分配收益,並以商品劵而不是現金發放,鼓勵居民在地消費,振興地方經濟。

同時,對於新遷入的居民則按年齡和居住時間分配收益,特別是針對30歲以下的居民給予優惠,間接吸引青年人口回流。截至2022年6月,約有6,900名居民透過利益共享每季領取11萬至60萬韓元(相當於新台幣2,500~13,000元)的陽光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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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重點

▶永續瞭望看國際,首站為何選韓國?

▶90年代,韓國氣候行動就超前部署!

▶金大中、李明博、文在寅⋯⋯ 韓國總統接力綠色願景

▶民眾也能分杯羹 韓國在地能源創生

▶一起來發電 濟州島2030實現無碳島

▶百貨、醫院⋯⋯,吸引太多人來,減碳責任也要擔

▶核能算不算綠電?韓國新任政府的答案是?

▶借鏡韓國 台灣淨零減碳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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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著學術研究的嚴正謹慎的心態,來拜讀這兩本目前「全台熱搜第一」的碩士論文。 單純從一本論文想要回答的問題來看,余生的論文僅探討新竹市民的投票意向使林智堅市長勝選的原因,而林生論文的問題意識相較有趣一點,為什麼選民即使意識到第三位競爭者勝算機會不大,還是願意將手中的一票投給兩黨候選人除外的第三位競爭者(蔡仁堅)? 哇~這不是目前各大縣市首長選區常看到的現象嗎,如同今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很好奇候選人黃珊珊會不會產生「標桿者」的角色作用,平衡藍綠兩黨候選人的競選情境? 拜讀完這兩本論文後,姑且不論這兩本論文的學術價值,辛苦地寫完近100頁的碩士論文光這一點就值得肯定作者的毅力(拍拍手)。不過學術研究仍有「嚴肅性」和「基本學術倫理」,無論是社會科學、理工、醫學…等各領域的論文,抄襲是零容忍,就連修課階段寫的期末報告一旦發現抄襲,老師也會毫不猶豫打了「F」。我也曾經請教過指導教授一個問題,老師您一次需要看這麼多學生的報告和近百頁的論文,您是怎麼判斷這位學生的報告或論文有抄襲?我的指導教授大笑一聲娓娓回答我的問題,「妳認為一個小小的碩士生能騙得過有著上百個學術研究著作、寫過上萬字的教授嗎?文字可以很容易抄來抄去,但你的思想、邏輯是別人抄不走的,基本上從前、後文的寫作邏輯中就能初步判斷這篇文章中藏有貓膩,再來透過論文口試的問答答辯,若不能清楚講述引用來源、文章邏輯脈絡,教授們大概就能略知一二了。有些口試委員甚至會抽問你所引用的參考文獻中某一篇文章的內容是在講什麼?因此,你必須對自己引用的每篇文獻都要很瞭解。而且現在網路這麼發達,google搜尋引擎貼上關鍵字句搜尋,也能找得到這個學生是抄了哪篇文章。」聽完這個回答,我立馬倒抽一口氣,對待自己的論文不敢有任何一絲的馬虎。

論文門,羅生門
論文門,羅生門
圖片來源:https://twgreatdaily.com/zsUSTXEBiuFnsJQVDZLY.html

秉持著學術研究的嚴正謹慎的心態,來拜讀這兩本目前「全台熱搜第一」的碩士論文。

單純從一本論文想要回答的問題來看,余生的論文僅探討新竹市民的投票意向使林智堅市長勝選的原因,而林生論文的問題意識相較有趣一點,為什麼選民即使意識到第三位競爭者勝算機會不大,還是願意將手中的一票投給兩黨候選人除外的第三位競爭者(蔡仁堅)? 哇~這不是目前各大縣市首長選區常看到的現象嗎,如同今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很好奇候選人黃珊珊會不會產生「標桿者」的角色作用,平衡藍綠兩黨候選人的競選情境?

拜讀完這兩本論文後,姑且不論這兩本論文的學術價值,辛苦地寫完近100頁的碩士論文光這一點就值得肯定作者的毅力(拍拍手)。不過學術研究仍有「嚴肅性」和「基本學術倫理」,無論是社會科學、理工、醫學…等各領域的論文,抄襲是零容忍,就連修課階段寫的期末報告一旦發現抄襲,老師也會毫不猶豫打了「F」。我也曾經請教過指導教授一個問題,老師您一次需要看這麼多學生的報告和近百頁的論文,您是怎麼判斷這位學生的報告或論文有抄襲?我的指導教授大笑一聲娓娓回答我的問題,「妳認為一個小小的碩士生能騙得過有著上百個學術研究著作、寫過上萬字的教授嗎?文字可以很容易抄來抄去,但你的思想、邏輯是別人抄不走的,基本上從前、後文的寫作邏輯中就能初步判斷這篇文章中藏有貓膩,再來透過論文口試的問答答辯,若不能清楚講述引用來源、文章邏輯脈絡,教授們大概就能略知一二了。有些口試委員甚至會抽問你所引用的參考文獻中某一篇文章的內容是在講什麼?因此,你必須對自己引用的每篇文獻都要很瞭解。而且現在網路這麼發達,google搜尋引擎貼上關鍵字句搜尋,也能找得到這個學生是抄了哪篇文章。」聽完這個回答,我立馬倒抽一口氣,對待自己的論文不敢有任何一絲的馬虎。

細看完這兩本異卵雙胞胎的論文,兩本論文雷同的部分偏多,姑且不論林生第13–21頁與余生第9–17頁(概念界定、操作性定義與測量、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分析工具、論文結構、章節安排)幾乎完全一樣,從論文的研究架構、文獻回顧、研究發現的部分,誰是原創者、誰是依樣畫葫蘆就能初步略知一二了。

就一本論文中最重要的精隨─研究架構而論,研究架構如同蓋一棟大樓若結構設計不良,恐影響整棟大樓安全品質。這就牽涉到研究架構該怎麼寫?基本上,初入學術研究領域的碩士生我們不太可能憑空想像、捏照一個研究架構,而是需要從既有相關研究的理論中,進行不斷地思辨、批判、討論、修正,從而得出自己論文的研究架構,因此,在論文研究架構的部分一定需要交代清楚研究架構的設計脈絡

余生與林生的論文研究架構圖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兩者的研究架構圖的元素、架構非常類似,唯一不同之處在於余生與林生的中介變數/變項的假設明顯不同。然而,余生對其研究架構的設計脈絡的解釋更為詳盡,余生很清楚交代其論文的研究架構脈絡是從Campbell 等人之「漏斗因果關係模型」為基礎,進一步設計其論文的獨立變數、中介變數、投票抉擇,而各變數採用哪些的參數,余生也在論文第7、8頁清楚地闡述,基於Richard Niemi & H. F. Weisberg兩位學者對於「漏斗因果關係模型」的研究而選擇哪些參數作為獨立變數、中介變數、投票抉擇的因素。林生雖也有設計出獨立變項、中介變數、依變項,但並未清楚描述其研究架構的設計脈絡。儘管林生在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的部分詳列黃智聰、程小綾、鄧志松、何金銘等多名學者的研究,但前述學者的論點與林生所設計的研究架構並無太大的關聯性,而且引用學者何金銘的論文也有出入,何金銘〈選民投票的決定因素:第十三屆縣市長選舉個案分析〉並未提及到經濟學途徑。林生整篇論文看似有了研究架構,但研究架構並沒有任何理論的基礎來支撐其論點。儘管林生有點出為何選擇洪仲丘、太陽花學運、對馬政府施政的不滿等因素作為中介變數,是引用了學者張佑宗的研究發現,證實負面選舉事件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有顯著的關聯性,故選擇前述3個變項作為中介變數,但也未能解釋獨立變項與依變項的參數是基於哪個理論基礎的支撐,為何選擇社會基礎、政治基礎、個人特質、選情判斷等因素作為獨立變項,以及依變項的參數為何是「選擇第三位競爭者」、「非選擇第三位競爭者」。此外,林生論文在研究架構中將洪仲丘、太陽花學運、對馬政府施政的不滿等政治事件作為影響新竹市選民投票行為的中介變數,為何林生所提出的四項研究假設皆與獨立變項相關,並未提到有與中介變數相關的假設?這不免引人質疑,請問林生為何在研究架構中加入這個中介變數? 相對地,余生論文第9頁的六項研究假設則是依據第8頁的研究結構邏輯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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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與挑戰,不間斷的科學研究與評估至關重要,然而,過度側重於線性科學研究,容易忽視社會價值對於轉型的重要性。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Sheila Jasanoff教授曾指出,有如IPCC這般的科學評估,有助於將氣候變遷確立為一種全球現象,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其會將知識與價值抽離。Jasanoff教授主張,科學不是人們體驗氣候的唯一媒介,甚至不是主要媒介。轉型,有賴於氣候風險、環境意識的改變。促成道德上與行動上的改變,是整個社會朝向淨零轉型的認同、支持之重要基礎。故,對於長程減碳與轉型的思維,應當從侷限於科學知識的尺度(Scale of knowledge),拓展至價值尺度(Scale of meaning)。 近期,IPCC也逐漸正視人類行為與意識在轉型中的定位,將其主張朝向價值尺度延伸。IPCC在第六次評估報告的第三工作組報告〈氣候變遷2022:氣候變遷的減緩〉中,提及到「需求端」(demand-side)減緩的應對方案可幫助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從食、衣、住、行方面落實減碳行動。此外,IPCC也提到與基線情境相比,2050年前,所有部門的綜合需求端戰略,可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40–70%,但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透過政策支持、社會文化選擇及行為改變,可將使終端用戶部門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迅速降低至少5%。換言之,在訴求社會文化選擇及消費者行為改變之前,需有政策的介入才是促成轉型的關鍵驅動力。

【轉載】聯合報民意論壇:淨零生活轉型需政策介入
【轉載】聯合報民意論壇:淨零生活轉型需政策介入
圖/國發會宣布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中生活轉型藍圖。圖片來源:國發會。

為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與挑戰,不間斷的科學研究與評估至關重要,然而,過度側重於線性科學研究,容易忽視社會價值對於轉型的重要性。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Sheila Jasanoff教授曾指出,有如IPCC這般的科學評估,有助於將氣候變遷確立為一種全球現象,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其會將知識與價值抽離。Jasanoff教授主張,科學不是人們體驗氣候的唯一媒介,甚至不是主要媒介。轉型,有賴於氣候風險、環境意識的改變。促成道德上與行動上的改變,是整個社會朝向淨零轉型的認同、支持之重要基礎。故,對於長程減碳與轉型的思維,應當從侷限於科學知識的尺度(Scale of knowledge),拓展至價值尺度(Scale of meaning)

近期,IPCC也逐漸正視人類行為與意識在轉型中的定位,將其主張朝向價值尺度延伸。IPCC在第六次評估報告的第三工作組報告〈氣候變遷2022:氣候變遷的減緩〉中,提及到「需求端」(demand-side)減緩的應對方案可幫助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從食、衣、住、行方面落實減碳行動。此外,IPCC也提到與基線情境相比,2050年前,所有部門的綜合需求端戰略,可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40–70%,但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透過政策支持、社會文化選擇及行為改變,可將使終端用戶部門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迅速降低至少5%。換言之,在訴求社會文化選擇及消費者行為改變之前,需有政策的介入才是促成轉型的關鍵驅動力

與IPCC的情況相仿,臺灣於3月30日公布的「2050淨零排放路徑」中,將「生活轉型」列入重要的轉型策略,這意味我國長程減碳政策與轉型思維,逐漸跳脫科學知識尺度,將轉型延伸到價值尺度。然而,單仰賴民眾自發性改變原有生活習慣、實踐減碳生活行為,而缺乏政策的支持與治理創新,「生活轉型」將可能淪為「空中樓閣」。換言之,轉型思維不能只停留在價值尺度,也需要有政策支持的介入。事實上,政府過去推動的「垃圾強制分類政策」、「強制機車騎士應戴安全帽政策」便是政策介入促使民眾行為改變的成功案例。

因此,若要促使民眾在生活型態上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並藉以驅動低碳社會轉型,尚需仰賴下一層次的思維,即治理層次的尺度(Scale of governance)。故,政府應著重治理的體制、法規、制度,以及公正轉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政府在3月30日公布的架構除了著重與產業界的溝通,較乏與社會各界、學界、NGO的溝通,呼籲政府需要啟動與社會各界的對話,綜觀世界各國能源與氣候轉型成功的國家,社會支持亦是轉型成功的關鍵要素

作者:
周桂田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教授、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
王奕陽 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施怡君 臺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2022年4月12日聯合報A10民意論壇(文章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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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將「氫經濟」視為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基石,究竟與台灣同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如何擘劃氫能發展策略?

氫氣在未來低碳能源系統中充滿各種實用的潛力,不僅可用於交通運輸,也可以作為大型電池或儲存系統。究竟什麼是氫經濟(hydrogen economy)? 而氫經濟與碳經濟有何不同之處?

韓國氫經濟以「氫能運用」、「氫能供應」、「氫能價格」作為三大核心主軸,其中,氫能運用著重在各種移動載具(開發氫能車及公車、計程車、火車、飛機等運具)、燃料電池和氫渦輪機之運用,再來逐漸擴大氫能供應量與生產方式,並確保氫能價格的穩定與逐步降低氫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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스이쥔

我是JUN,在Medium分享我對環境政策、氣候變遷、能源轉型、海洋政策的觀點,也會分享韓國時事政策評析,帶讀者們認識不一樣的韓國,並紀錄著研究員的工作日常。